上周二，香港粉岭发生了一起“黄金大劫案”，一辆运送黄金的客货车遭遇打劫，5名劫匪用牛肉刀逼迫司机屈服，将车上价值2200万港元的81根金条劫走。媒体哗然，旋即跟踪报道，一时间引起坊间热议。截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由此，“保密观”想起了八十多年前，我党历史上一起鲜为人知的“黄金大劫案”：1931年，从苏区发出，紧急支援上海临时党中央的特别经费——120两黄金，在转运途中，竟连同地下交通员一起神秘消失。

层层严密守护的黄金为何不翼而飞？地下交通员为何从此人间蒸发？事件的真相，直到19年后的1950年，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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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初冬，临时党中央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此时，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他们向国民党供述了大量我党秘密，导致不少我党地下工作者暴露被捕，幸存的党员也有许多负了伤。

一时间，人心惶惶，给受伤的同志看病需要钱，疏通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也需要钱，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请求紧急拨款。

上海的党组织受到如此巨创，苏区政府必然全力支持。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只有黄金最为便利。因此，苏区财政部门将以往在战斗中收缴的黄金首饰凑在一起，熔铸了12根金条，每根10两，总共120两黄金，装入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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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这批金条能安全送到上海，负责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工作的林伯渠出了奇招。他制作了一个难以被伪造的老棋子，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一个“快”字，并将棋子切成7瓣，每瓣上一个笔画，7名负责押运的交通员各持一瓣。

除此之外，每个交通员的上级都会交给他们一套钥匙和锁，但是锁和钥匙并不配套。交接时，凭暗语相认，用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验证身份后，金条才会顺利交接给下线，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凭笔画向组织证明自己完成使命。

林伯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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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条锁在白铜盒子里，根据保密规定，7名交通员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而负责筹款的林伯渠也不知道负责押运的7名交通员究竟是谁。这样一来，只要这个棋子再次凑成完整的一个，也就意味着这次运送黄金的任务顺利完成了。

安排得如此周密，简直是天衣无缝。

可是，自第一个交通员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临时中央在上海始终没有等来这批黄金。而送回苏区的棋子，只有6瓣。这批金条，随着“快”字的最后一笔，在最后一段松江至上海的路上竟不翼而飞！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被捕的9名同志因无法营救，壮烈牺牲；3名伤病的同志因无法救治，含恨离世；4名烈士的家属因未能及时救济，流落街头，最后失踪；临时中央甚至窘迫到连房租都付不起……党组织受到了又一次重创。

事件影响恶劣，苏区政治保卫局和上海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曾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当时的上海鱼龙混杂，还处于国民政府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再加上有许多是洋人的租界，地下党想查清此案简直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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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钟摆走过了18年，经历了土地革命、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随即，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当年的特别经费失踪案，差错出在最后松江到上海那段路程，最后一名交通员神秘失踪了，他所携带的黄金也不知所终。

是这名交通员在黄金的诱惑下背叛了党组织吗？他带着黄金究竟去了哪里？

上海市公安局四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不辞辛苦，辗转北京——沈阳——南宁——杭州，找到了当年第6名交通员刘志纯，从而打开了案件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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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刘志纯在一家竹行工作，自从运送黄金之后他就再没有收到党组织的指示和任务。在侦查员的询问下，他详细回忆了与第7名交通员交接的场景。

那是12月3日的下午，刘志纯到松江以后，住在一个叫汉源的旅馆里，入住没多久，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他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口音的客人入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两人进屋对完暗语之后，看了棋子，用钥匙开了锁，刘志纯也就放心把东西交给了那人。

得到这些线索，侦查员迅速找到当年的旅馆老板，老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有这位客人，甚至松江所有的旅馆账册都查遍了，也没有发现这位客人的身影。那么，第7名交通员拿到货后究竟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款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

眼看着，侦查工作就要进入“死胡同”，难道竟是要无功而返？这时，一个新的转机出现了。

松江第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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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侦查人员在饭桌上听厨师说起，19年前的松江某保安团内设了一个招待所，这是他们之前没有掌握的。

侦查员调阅了1931年12月3日的住客名单，发现当晚有一个叫梁壁纯的人在此入住，身份是上海来松江采购药品的医工。

找到当年那家药店的老板后，老板表示这个梁壁纯在自己店里工作多年，却在19年前突然领着全家一起消失了。而当侦查员拿着药店的合影给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指出，梁壁纯就是当年和自己接头的第7个交通员！

于是，1950年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化名为申继谷的梁壁纯被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带着黄金失踪的交通员，竟然过得十分窘迫，看上去很是寒酸。

曹家渡码头

等到梁壁纯醒来时，他已经身处于一个旅社之内，组织交付的东西也不见了。他心知不妙，让旅社老板给他写了个证明，证明他是不省人事被人拖进旅社的，以免日后组织找到他问罪。之后，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悄悄离开了上海。

与此同时，在梁壁纯的交代下，侦查员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看来梁壁纯所言不虚。

侦查员们面面相觑。他们相信梁壁纯的话，可事到如今，又要上哪里去找那劫走黄金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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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事情竟然又有了转机。

这年，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的监房里关押了一个叫冯安宝的年轻人。一天，冯安宝对着一个老巡捕发牢骚，说自己知道一个1931年黄金劫案的线索，揭发能否戴罪立功。侦查员得知情况，迅速审问了冯安宝。

原来，解放前，冯安宝家里开了个机修厂，他有个远房表哥叫吉家贵，向来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在19年前却突然来冯家借黄包车，说是要出去拉几天，那之后就忽然阔绰了起来，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侦查员根据冯安宝提供的线索，马上“请”来了他的表哥。把梁壁纯找来一看，这就是19年前的那个黄包车夫！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子—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19年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案犯一共3人，除他之外还有死党刘阿古、庄克两人；策划者是他，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以筹足款项，哪知一出手就是120两黄金，3人各获40两后就此歇手。

1950年5月12日，警方拘捕了上海路某五金商行店主——另一案犯刘阿古，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14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1937年参加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1938年阵亡，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时，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抗日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20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案件就此真相大白，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告破！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被以抢劫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冯安宝因检举立功半年后释放。

当年，按照保密规定，运送特别经费而启用的秘密交通员的姓名、地址，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又兼多年的兵戈扰攘，家国流离，虽然给后来侦查人员的调查带来一些困难，但也深刻体现了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的卓越贡献。

几经周折之后，这桩黄金大劫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本期编辑：高健